65岁的王珺依然常常奔波在调研的路上。传统制造如何加快向智能制造转变，优化营商环境便利生产要素流动有何抓手，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难点在哪……面对这些新变化、新挑战，已经研究广东经济数十年的王珺感到，自己要回答的问题还有许多。

　　1982年，王珺受到改革开放活力的吸引，南下广东求学。接下来的40多年里，他的研究与工作都深深扎根于这片热土。从经济特区工资分配体制改革到广东外向发展，从国有企业制度变革到产业集群研究，从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转型升级到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王珺凭脚步丈量，以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的广东实践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下，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让王珺感到干劲十足。“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理论尚不能解释的新现象、新问题，是最让我兴奋的。”

　　口述时间：2023年12月11日

　　口述地点：广东省政协

　　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南方日报、南方+联合出品

　　“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代人搭起了桥梁”

　　南方日报：改革开放拉开大幕时，您正值青年时期。改革开放这件大事，对您的个人选择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珺：1975年中学毕业后，我曾在家乡内蒙古包头市的一家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当时，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够从事文化相关的工作。

　　但是，通往这个梦想的桥梁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难得的机遇。第一年高考，我差4分上线。1978年再次参加考试，最终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

　　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这份运气来自于国家战略的调整。国家对人才的需要让我们的理想抱负有了用武之地。我们这批学生在大学里格外用功，一方面想要把失去的学习时间夺回来补齐知识短板，另一方面我们深知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因此也格外关心国家发展战略与改革政策。

　　南方日报：从南开大学毕业后，您为什么选择南下来到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广东对您的学术成长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珺：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广东的改革开放风气逐渐吹到了北方。巧合的是，那时我正在谈恋爱。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太太，就是广州人。她时常和我讲广东、讲深圳的经济发展如何迅速。作为一个经济系的学生，我感到广东或许会有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1982年，我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当时，中山大学经济系建系时间不长，但恰逢广东成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开放前沿省份之一。改革开放要怎么走？这给中山大学的经济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亟待研究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形成了扎根广东、注重实践、回应现实的研究风格。众多外出调研的机会也让我对广东改革开放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培养了我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

　　“广东实践带来的理论创新空间让我兴奋”

　　南方日报：您认为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发挥作用，做好区域经济研究？

　　王珺：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家要想发挥作用，必须先扎扎实实调研了解——一定要理论与实践并重，以现实的视角来思考经济理论问题。

　　这也是支撑我工作的内生动力所在。每当发现已有的经济理论框架无法解释新出现的实践时，我都会产生一种兴奋感。现实远比理论框架丰富。我们不能死守固有的框架来“裁剪”现实，而是要用理论与政策的创新服务现实发展。

　　正是因为立足广东丰富生动的经济发展实践，我较早开展了产业集群的前沿性与交叉性研究，并在企业理论、产业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以及制度理论的综合应用与拓展等方面推出一批创新性成果。

　　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佛山等地调研时，发现这里已经出现了以镇为单位的产业聚集区。例如大沥镇的铝型材产业、盐步镇的内衣产业、西樵镇的纺织产业等。

　　尽管世界上有关产业集群的理论早有研究，但广东的实践仍旧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真空地带”。基于调研过程中形成的共识，我和调研组里的几位同事共同对这种新兴产业集群的生成、类型、竞争与合作、产业链分工与治理机制、创新机制与扶持体系等展开了研究，提出了“经济专业镇”的概念。

　　后来，这个概念被确定为“专业镇”，成为一种可行性战略被运用到镇域经济发展中。我们提出的为专业镇设立创新平台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抓手。时至今日，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过程中，做专做精专业镇仍然是关键之一。

　　南方日报：数十年来，您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这些人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对社会科学领域的青年人才，您有何寄语？

　　王珺：从教以来，我培养了40余位博士，大部分都在高校等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一直向他们强调：科研工作者要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事业规划同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这是支撑科研事业的重要基础。

　　对常常处在焦虑和“内卷”中的青年学者来说，我希望他们不要困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我相信，面对国家发展战略所带来的机遇，青年人才一定能够从中挖掘到唤起自己研究兴趣与热情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这份内在的探究欲，并甘愿埋头深耕其中。

　　“改革开放是广东的经验，也是未来的优势”

　　南方日报：在经济学家和教授的身份之外，您也曾担任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并多次参与筹办“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对此，您有何感受？

　　王珺：担任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期间，我参与筹办举行了8次“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省政协搭台，省长与企业家对话协商，这一形式充分发挥了政协平台的作用，提振了粤商发展信心，并为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凝聚了思想共识。

　　这个座谈会的名字中，“粤商”被放在了“省长”之前——这实际上表明了政府谦虚而进取的态度，以及对企业家的充分尊重，更体现了广东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和决心。

　　在这些座谈会上，企业家提出当前发展直面的问题，省长深入了解问题存在的原因，职能部门则负责给出建议、解决问题。可以说，这种接地气的协商民主方式是助力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广东协商民主生动实践。

　　为了在座谈会上作引导性的主旨发言，我常常要深入21个地市的各类企业，了解企业真实发展情况。几次调研下来，我逐渐认识到，政协的调研工作既要重视结果，形成相关报告；也要关注过程，协调动员不同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交流碰撞，汇聚分享经验。这与我过往在研究机构中所从事的调研工作是非常不一样的。

　　南方日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对此，您有何期待？

　　王珺：粤港澳大湾区被赋予了“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但要撬动这片区域的发展势能，需要找到一系列“支点”。我认为，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建设就是“支点”。

　　比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拓展澳门发展空间，优化就业结构。

　　尽管四个平台各有侧重、特色各异，但它们都将有助于平衡粤港澳三地间的制度与利益诉求差异，进一步发挥大湾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牵引作用。

　　我们要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对全省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效应。过去，改革开放是广东成功的重要经验；未来，也一定会是广东发展的优势。

　　采写：南方日报见习记者陈子阳摄影：南方日报记者张冠军